第九十一章 一线城市
荆州这个地方,在宋元之际的战乱中,毁损严重,元朝把这个城毁了。但是到了明初,还特意重建了荆州城,说明在明初,还是很看重荆州的重要性。明初的首都是长江下游的南京,位于长江上游的宜昌、荆州、汉口等都是沿江这一线上的物流据点,基本是平等地位的。
但是,随着永乐迁都北京,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,汉口地位开始缓慢的上升。
北京是个物产不丰富的政治城市,单一强调首都功能,国家庞大的官僚机构和一起迁过去的政、商势力聚居在北京,每年需要从南方调运过去物资,京杭大运河的漕运成了国家物流的大动脉。
这点在元朝本来就如此了,到了明朝,这个功能不仅强化了,而且管束力还超过了元朝——按照明朝的漕运管理体制,对于京杭大运河漕运的管理范畴,不限于运河,而是一直到重要的粮食产地江汉、两湖。
也就是说,汉口所处的江汉平原与两湖地区,是大运河漕运的起点。汉口成了重要的粮食物资集散地。能运粮食,也可以运其他物资。从这里征收上来的粮米物资,先延长江水路到下游,然后转入大运河,北上北京。
这样一来,汉口就不仅是长江这条东西向水运物流渠道上的一个站点,还拐弯向北,成为纵横南北的“京杭大运河——长江”水系漕运系统上的起点了。
而同时期,荆州没有发挥过这个功能。由此导致,就从明朝永乐时期开始,汉口的重要性超过荆州了。
顺初时,更准确说是李来亨经略楚闯时,虽然闯军早期只占领了荆襄地区,而没有占领汉口地区。
可是由于荆州的城市区位又受到襄阳的替代,而且闯军在荆襄地区重点发展的新兴城市又是随州而非荆州,所以荆州在湖广的地位便不再能追赶汉口了。
明朝隆庆、万历时期,漠南蒙古土默特的首领俺达汗与明朝和解,明朝加封他王爵,同时开边市,蒙汉边贸兴起;
同时李成梁经略辽东,把原先当地混乱的、朝廷对建州、海西女真的羁縻、安抚工作整理的很不错,同时,又强力征讨辽西一带的察哈尔图门汗,辽东马市大兴。
那么,这两件事在经济上,导致什么结果呢?
一个塞外河套地区、一个辽东地区,几乎同时出现了两个局势比较安稳的市场。这可是巨大的商机啊!
与这两个边贸市场挨着的,是山西、陕北、北直隶和山东,胡汉互市一开,交易量剧增,这四个省份的物资,根本满足不了市场需求。特别是在蒙古牧民中消费量巨大的紧压茶,这四个北方省份都不出产,只能从南方运。
这就刺激了商人要从更远的、也是物产更丰富的南方,把更多的内地物资,茶叶、糖料、铁器、布匹与丝织品等等,运到北方边塞市场去;同时,边塞市场蒙古、女真的大量土特产,皮毛、畜牧业产品、河套地区出产的甘草、枸杞,辽东的人参貂皮鹿茸等等,也要运到南方去。
南北之间,互通有无。然而,在这个让人大赚特赚的好机会面前,却出现了一个矛盾——物资运输量出现了惊人的剧增,但京杭大运河的运量有限的,而且还要有限保证官府物流运输。要运送的东西成倍增加,路就这一条,还这么窄。
瓶颈问题出现了。
怎么解决呢?很简单,也容易——再开辟一条路呗。
于是乎,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商帮,和他们运用频率最高的一条商路,出现了。
这就是山西晋商的茶马道。
“南茶北马”在明朝隆庆万历之前,其实就有了,但是规模有限,声势还不大。随着“俺达封贡、经略辽东”的实现,这条路迅速繁荣起来。
由此导致,在明朝隆庆万历年间,汉口,成了另一条重要性仅此于大运河的南北大路,中继点、货物集散地、批发零售中心。
从南方福建来的茶,一直走水路,到了汉口,就要准备舍舟上路,改走旱路了;从北方南下的牲畜与各种畜牧业产品、山货土特产,以大宗批发形式到了汉口,就不在继续南下,而是在这里改大批发为小批发或零售。这样一样,汉口就成了东西方向(长江水运)、南北方向(河南旱路转鄱阳湖水运)这个大十字架物流渠道的中心。同时,又是商品的集散经销中心、转运中心。
所以到明末的时候,地理学家刘献廷在他的著作《广阳杂记》中,曾提到天下的繁华景象,总结有“四聚之地”——北京师、南佛山、西汉口、东苏州。
而湖广是世祖李来亨的龙兴之地,汉口是楚闯早期最重要的经济中心之一,地位更胜于随州、襄阳。
世祖朝后,汉口城市得到朝廷的政策倾斜,商埠通衢要地的优势地位,又一次次大大加强了。
明朝的俺达互市,仅限于漠南蒙古土默特、鄂尔多斯、喀喇沁等少数部族。
到了大顺,随着大顺军对漠南、漠北、漠西蒙古的全面征服,把整个西域、蒙古,甚至一部分中亚河中地区都纳入版图,北方草原市场对茶叶等南货的需求量继续剧增。
而且这个时候在北方还出现了一个新邻居,那就是在贝加尔湖以西和大顺已经直接接壤的俄罗斯帝国。
俄国人喝茶的嗜好,一点不比中国人差。他们和蒙古人相同,也是喝发酵的红茶、紧压茶。所以大顺和俄国签署了贸易条约,建立了一系列边境贸易城镇,开辟俄国市场。
只要内陆贸易存在,汉口作为大顺内地运河、长江、汉水的一个交汇点,它作为商品集散中心的地位就不会削弱。
三镇在世祖朝中期合并为武汉府,经济政治的地位就又上升了。
虽然湖北士人一直谋求推动武汉建京,使其成为东京开封、兴京长安、北京北平以外又一个陪都。
但这可是延安、金陵、上海、苏州、广州、江户和昭南,都没有谋求到的地位。
武汉最终没能设京,也不足为怪,但它作为顺朝内陆交通网的一大中心,经济繁荣,规模是不下于开封的。
所以在当时,也就是世祖朝,大顺的一线城市应该说是“东金北汉”,兴京长安都要稍逊一筹的。
请收藏本站:https://www.goiiz.com。海棠书屋手机版:https://m.goiiz.com
但是,随着永乐迁都北京,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,汉口地位开始缓慢的上升。
北京是个物产不丰富的政治城市,单一强调首都功能,国家庞大的官僚机构和一起迁过去的政、商势力聚居在北京,每年需要从南方调运过去物资,京杭大运河的漕运成了国家物流的大动脉。
这点在元朝本来就如此了,到了明朝,这个功能不仅强化了,而且管束力还超过了元朝——按照明朝的漕运管理体制,对于京杭大运河漕运的管理范畴,不限于运河,而是一直到重要的粮食产地江汉、两湖。
也就是说,汉口所处的江汉平原与两湖地区,是大运河漕运的起点。汉口成了重要的粮食物资集散地。能运粮食,也可以运其他物资。从这里征收上来的粮米物资,先延长江水路到下游,然后转入大运河,北上北京。
这样一来,汉口就不仅是长江这条东西向水运物流渠道上的一个站点,还拐弯向北,成为纵横南北的“京杭大运河——长江”水系漕运系统上的起点了。
而同时期,荆州没有发挥过这个功能。由此导致,就从明朝永乐时期开始,汉口的重要性超过荆州了。
顺初时,更准确说是李来亨经略楚闯时,虽然闯军早期只占领了荆襄地区,而没有占领汉口地区。
可是由于荆州的城市区位又受到襄阳的替代,而且闯军在荆襄地区重点发展的新兴城市又是随州而非荆州,所以荆州在湖广的地位便不再能追赶汉口了。
明朝隆庆、万历时期,漠南蒙古土默特的首领俺达汗与明朝和解,明朝加封他王爵,同时开边市,蒙汉边贸兴起;
同时李成梁经略辽东,把原先当地混乱的、朝廷对建州、海西女真的羁縻、安抚工作整理的很不错,同时,又强力征讨辽西一带的察哈尔图门汗,辽东马市大兴。
那么,这两件事在经济上,导致什么结果呢?
一个塞外河套地区、一个辽东地区,几乎同时出现了两个局势比较安稳的市场。这可是巨大的商机啊!
与这两个边贸市场挨着的,是山西、陕北、北直隶和山东,胡汉互市一开,交易量剧增,这四个省份的物资,根本满足不了市场需求。特别是在蒙古牧民中消费量巨大的紧压茶,这四个北方省份都不出产,只能从南方运。
这就刺激了商人要从更远的、也是物产更丰富的南方,把更多的内地物资,茶叶、糖料、铁器、布匹与丝织品等等,运到北方边塞市场去;同时,边塞市场蒙古、女真的大量土特产,皮毛、畜牧业产品、河套地区出产的甘草、枸杞,辽东的人参貂皮鹿茸等等,也要运到南方去。
南北之间,互通有无。然而,在这个让人大赚特赚的好机会面前,却出现了一个矛盾——物资运输量出现了惊人的剧增,但京杭大运河的运量有限的,而且还要有限保证官府物流运输。要运送的东西成倍增加,路就这一条,还这么窄。
瓶颈问题出现了。
怎么解决呢?很简单,也容易——再开辟一条路呗。
于是乎,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商帮,和他们运用频率最高的一条商路,出现了。
这就是山西晋商的茶马道。
“南茶北马”在明朝隆庆万历之前,其实就有了,但是规模有限,声势还不大。随着“俺达封贡、经略辽东”的实现,这条路迅速繁荣起来。
由此导致,在明朝隆庆万历年间,汉口,成了另一条重要性仅此于大运河的南北大路,中继点、货物集散地、批发零售中心。
从南方福建来的茶,一直走水路,到了汉口,就要准备舍舟上路,改走旱路了;从北方南下的牲畜与各种畜牧业产品、山货土特产,以大宗批发形式到了汉口,就不在继续南下,而是在这里改大批发为小批发或零售。这样一样,汉口就成了东西方向(长江水运)、南北方向(河南旱路转鄱阳湖水运)这个大十字架物流渠道的中心。同时,又是商品的集散经销中心、转运中心。
所以到明末的时候,地理学家刘献廷在他的著作《广阳杂记》中,曾提到天下的繁华景象,总结有“四聚之地”——北京师、南佛山、西汉口、东苏州。
而湖广是世祖李来亨的龙兴之地,汉口是楚闯早期最重要的经济中心之一,地位更胜于随州、襄阳。
世祖朝后,汉口城市得到朝廷的政策倾斜,商埠通衢要地的优势地位,又一次次大大加强了。
明朝的俺达互市,仅限于漠南蒙古土默特、鄂尔多斯、喀喇沁等少数部族。
到了大顺,随着大顺军对漠南、漠北、漠西蒙古的全面征服,把整个西域、蒙古,甚至一部分中亚河中地区都纳入版图,北方草原市场对茶叶等南货的需求量继续剧增。
而且这个时候在北方还出现了一个新邻居,那就是在贝加尔湖以西和大顺已经直接接壤的俄罗斯帝国。
俄国人喝茶的嗜好,一点不比中国人差。他们和蒙古人相同,也是喝发酵的红茶、紧压茶。所以大顺和俄国签署了贸易条约,建立了一系列边境贸易城镇,开辟俄国市场。
只要内陆贸易存在,汉口作为大顺内地运河、长江、汉水的一个交汇点,它作为商品集散中心的地位就不会削弱。
三镇在世祖朝中期合并为武汉府,经济政治的地位就又上升了。
虽然湖北士人一直谋求推动武汉建京,使其成为东京开封、兴京长安、北京北平以外又一个陪都。
但这可是延安、金陵、上海、苏州、广州、江户和昭南,都没有谋求到的地位。
武汉最终没能设京,也不足为怪,但它作为顺朝内陆交通网的一大中心,经济繁荣,规模是不下于开封的。
所以在当时,也就是世祖朝,大顺的一线城市应该说是“东金北汉”,兴京长安都要稍逊一筹的。
请收藏本站:https://www.goiiz.com。海棠书屋手机版:https://m.goiiz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