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八十五章 纸币
天法二十九年,由于松江府府尹治理失措,激起民变,大批纺织工人再度爆发起义,此事后来还造成了顺朝皇储李玄烨之死,在当时的影响极大。
因为苏松省,特别是松江一府,可说是大顺的棉纺织工业中心,大批纺织工人起义以后,又捣毁了数量惊人纺织机器,使得长江下游的棉布供应为之断绝,棉花价格顿时上涨三四倍之多。
于是随州、襄阳、武昌的棉布工场,还有正在蓬勃发展中的北疆棉花种植园,无一不卷入疯狂的棉业投机热潮中。可以料到的是,迨松江府织工之乱被平定以后,棉价应声回落,全部参与棉花贸易的商行和西域种植园主都陷入了绝大的困境。
更有甚者,朝廷背书的各家票号,乃至于直接用户政府经营的票号,也都集体参与了汇兑投机。那些大量吸纳棉花的商行既需要充裕的现金,也需要经汇票交易,使得仅仅是金陵一地汇票市场的每天交易额都达到了百万银元之多。
因此市场利率竟盘旋在二毛到三毛之间,利润之恐怖,吸引了无数绅商投入其中。
许多原本经营商铺、农场、工坊、海贸的大商人,纷纷出卖资产,投入棉花投机活动中,转型成为票号经营商。
到织工之乱平定时,棉业和汇兑的双重投机同时崩盘,最严重的还是当时顺朝乃至于亚洲的金融中心开封,大量票号集体倒闭,户政府经营的国营票号也因为亏蚀近两千万银元之多,造成了当时的户政府尚书、两侍郎、四主事、一谏议大夫,全部人头落地。
金陵和苏州于此同时出现了顺朝历史上的第一次金融风潮,许多老牌商行倒闭,在钱庄方面,半数因欠债而闭歇。雪上加霜的是,由于关东和西域垦荒移民活动的成功,还有青丘州发现金山的大好消息,大部分江南资本在受到沉重打击以后,都陆续开始向关外及海外转移,江南地区原本蓬勃发展、极度繁荣的工商业遭遇了空前的萧条,大绅商屡屡破产,连一般市民都因参与棉花投资而受到巨大损失。
经此一役,江南商人和大顺朝廷都痛定思痛地决定回避类似的投机生意,自己既不参与,也不在政策上鼓励此类活动。
为了整顿过度泛滥的金融投机生意,朝廷也终于下定决心,出台了一系列规制政策,还由户政府牵头,从民间选拔大票号出身的掌柜组织银监局,在金陵、苏州、广州、天津、敦煌等地办公,控制汇兑投机的过度发展。
在这一重大危机的影响下,各地票号经营商对于邸报,以及从邸报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各类商业信息报纸的重视度,是大大提高了。
掌柜们开始学会了整合报纸上的信息,开始学会了预判市场风险,一个全新的信息市场正在形成。
下一年,朝廷开放了渤海海运对民间的限制,放弃了海运招商局对于关东贸易运输的垄断权力。
这主要是因为东北地区,特别是辽宁省,在收复数十年以后,其人口规模、经济生产,都已经完全恢复,而且实现了远超万历年间的繁荣发展。
带有一定国营性质的海运招商局,如今已经无力完全吃下渤海、黄海和东海一带的海上运输生意了,朝廷遂开始完全开放北洋航线,允许商船商运。北洋航线的北端,由天津上延至营口,同辽河联运。如此,由沙船每年向上海运送的货物,“关东豆麦,不下五百万担”。而由上海运往辽东、京津,主要以松江棉布为主,杂以丝茶糖。
上海在此时逐渐由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县城,发展成为南北航运业的要冲,这主要是由于松江布市的繁荣,上海作为松江府的出海港口,因此获得了城市发展的便利条件。
江南的沙船业逐渐臻于极盛,上海一直聚集有三千六百号,以每号船造价为万两计,其船商所投放的固定资本为天文数字。
正因如此,其在船只投入运营后,资金难免捉襟见肘,因此所需的流动资本一般都由钱庄融资。一般的操作惯例是这样的:沙船在出海前向钱庄借入大宗款子,在上海备齐货物(如棉布、丝茶等),前往南北洋销售。往北地去的沙船,运回大豆、食油,往闽粤去的沙船,则运回木材。此为无抵押信用贷款,若沙船平安归来,则船主和钱庄均获厚利;若遇到风浪沙船倾覆,则钱庄血本无归,很可能就此破产。
到天法朝的三十年代时,上海钱庄已经有一百二十多家,大多跟航运业关系密切。这或多或少养成了后来上海滩的金融业性格,那就是以信用贷款为手段,大胆冒险,投机为主。
在大顺的金融行业,除了金陵人、苏州人、松江人以及后来的上海人十分活跃以外,广东人和福建人也先后入场。
福建人是此时西太平洋和南中国海上的绝对霸主,其势力不仅彻底压倒了荷兰人,而且还可以在印度洋上同执掌海上贸易路线的呆迷儿帝国商人争霸。
广东人则主要依靠移民活动,大量钱庄从业者奔赴南洋,如吕宋的一系列新兴钱庄、票号,三分之二以上即由广东人创办——青丘州发现金山以后,多数淘金者也是广东人。
大顺朝廷经过了天法朝三十年代初的一系列内外危机以后,虽然对外彻底削平了准噶尔部,结束了旷日持久的东瀛战争,对内平定了织工之乱,基本上完成了对科举制度和教育制度的改革。
但是顺朝却在南洋地区和中亚的河中地区,陷入了同远较准噶尔部强大的呆迷儿帝国的争霸战中,朝廷的财政压力与日俱增,即便顺朝一年的岁入,此时已经达到了二亿银元之多,也难以支撑起如此庞大的巨额支出。
早在十年前,朝廷就强行发行过不兑现纸币“官票”和“宝钞”,但由于缺乏准备金,刚落地就大规模贬值,物价则飞速上涨。没有多长时间,纸币已成废纸,户政府不得不明令废止,天法年间的第一次纸币改革彻底失败。
这场十年前的闹剧还历历在目,因此再怎么缺钱,朝廷也没人敢提再次发行纸币。如此,只能靠向民间票号谋求贷款,以解决燃眉之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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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为苏松省,特别是松江一府,可说是大顺的棉纺织工业中心,大批纺织工人起义以后,又捣毁了数量惊人纺织机器,使得长江下游的棉布供应为之断绝,棉花价格顿时上涨三四倍之多。
于是随州、襄阳、武昌的棉布工场,还有正在蓬勃发展中的北疆棉花种植园,无一不卷入疯狂的棉业投机热潮中。可以料到的是,迨松江府织工之乱被平定以后,棉价应声回落,全部参与棉花贸易的商行和西域种植园主都陷入了绝大的困境。
更有甚者,朝廷背书的各家票号,乃至于直接用户政府经营的票号,也都集体参与了汇兑投机。那些大量吸纳棉花的商行既需要充裕的现金,也需要经汇票交易,使得仅仅是金陵一地汇票市场的每天交易额都达到了百万银元之多。
因此市场利率竟盘旋在二毛到三毛之间,利润之恐怖,吸引了无数绅商投入其中。
许多原本经营商铺、农场、工坊、海贸的大商人,纷纷出卖资产,投入棉花投机活动中,转型成为票号经营商。
到织工之乱平定时,棉业和汇兑的双重投机同时崩盘,最严重的还是当时顺朝乃至于亚洲的金融中心开封,大量票号集体倒闭,户政府经营的国营票号也因为亏蚀近两千万银元之多,造成了当时的户政府尚书、两侍郎、四主事、一谏议大夫,全部人头落地。
金陵和苏州于此同时出现了顺朝历史上的第一次金融风潮,许多老牌商行倒闭,在钱庄方面,半数因欠债而闭歇。雪上加霜的是,由于关东和西域垦荒移民活动的成功,还有青丘州发现金山的大好消息,大部分江南资本在受到沉重打击以后,都陆续开始向关外及海外转移,江南地区原本蓬勃发展、极度繁荣的工商业遭遇了空前的萧条,大绅商屡屡破产,连一般市民都因参与棉花投资而受到巨大损失。
经此一役,江南商人和大顺朝廷都痛定思痛地决定回避类似的投机生意,自己既不参与,也不在政策上鼓励此类活动。
为了整顿过度泛滥的金融投机生意,朝廷也终于下定决心,出台了一系列规制政策,还由户政府牵头,从民间选拔大票号出身的掌柜组织银监局,在金陵、苏州、广州、天津、敦煌等地办公,控制汇兑投机的过度发展。
在这一重大危机的影响下,各地票号经营商对于邸报,以及从邸报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各类商业信息报纸的重视度,是大大提高了。
掌柜们开始学会了整合报纸上的信息,开始学会了预判市场风险,一个全新的信息市场正在形成。
下一年,朝廷开放了渤海海运对民间的限制,放弃了海运招商局对于关东贸易运输的垄断权力。
这主要是因为东北地区,特别是辽宁省,在收复数十年以后,其人口规模、经济生产,都已经完全恢复,而且实现了远超万历年间的繁荣发展。
带有一定国营性质的海运招商局,如今已经无力完全吃下渤海、黄海和东海一带的海上运输生意了,朝廷遂开始完全开放北洋航线,允许商船商运。北洋航线的北端,由天津上延至营口,同辽河联运。如此,由沙船每年向上海运送的货物,“关东豆麦,不下五百万担”。而由上海运往辽东、京津,主要以松江棉布为主,杂以丝茶糖。
上海在此时逐渐由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县城,发展成为南北航运业的要冲,这主要是由于松江布市的繁荣,上海作为松江府的出海港口,因此获得了城市发展的便利条件。
江南的沙船业逐渐臻于极盛,上海一直聚集有三千六百号,以每号船造价为万两计,其船商所投放的固定资本为天文数字。
正因如此,其在船只投入运营后,资金难免捉襟见肘,因此所需的流动资本一般都由钱庄融资。一般的操作惯例是这样的:沙船在出海前向钱庄借入大宗款子,在上海备齐货物(如棉布、丝茶等),前往南北洋销售。往北地去的沙船,运回大豆、食油,往闽粤去的沙船,则运回木材。此为无抵押信用贷款,若沙船平安归来,则船主和钱庄均获厚利;若遇到风浪沙船倾覆,则钱庄血本无归,很可能就此破产。
到天法朝的三十年代时,上海钱庄已经有一百二十多家,大多跟航运业关系密切。这或多或少养成了后来上海滩的金融业性格,那就是以信用贷款为手段,大胆冒险,投机为主。
在大顺的金融行业,除了金陵人、苏州人、松江人以及后来的上海人十分活跃以外,广东人和福建人也先后入场。
福建人是此时西太平洋和南中国海上的绝对霸主,其势力不仅彻底压倒了荷兰人,而且还可以在印度洋上同执掌海上贸易路线的呆迷儿帝国商人争霸。
广东人则主要依靠移民活动,大量钱庄从业者奔赴南洋,如吕宋的一系列新兴钱庄、票号,三分之二以上即由广东人创办——青丘州发现金山以后,多数淘金者也是广东人。
大顺朝廷经过了天法朝三十年代初的一系列内外危机以后,虽然对外彻底削平了准噶尔部,结束了旷日持久的东瀛战争,对内平定了织工之乱,基本上完成了对科举制度和教育制度的改革。
但是顺朝却在南洋地区和中亚的河中地区,陷入了同远较准噶尔部强大的呆迷儿帝国的争霸战中,朝廷的财政压力与日俱增,即便顺朝一年的岁入,此时已经达到了二亿银元之多,也难以支撑起如此庞大的巨额支出。
早在十年前,朝廷就强行发行过不兑现纸币“官票”和“宝钞”,但由于缺乏准备金,刚落地就大规模贬值,物价则飞速上涨。没有多长时间,纸币已成废纸,户政府不得不明令废止,天法年间的第一次纸币改革彻底失败。
这场十年前的闹剧还历历在目,因此再怎么缺钱,朝廷也没人敢提再次发行纸币。如此,只能靠向民间票号谋求贷款,以解决燃眉之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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