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654章 江南赋税之争
以李景隆为例,他是洪武老臣,又是淮西武勋,在建文朝也被重用过,更是因为开金水门之功成了靖难功臣,被朱棣用来压制丘福这些新贵,谁能讲清楚李景隆属于那个势力?
听完李景隆的话,李云睿点了点头,想了想之后,问道,“那老豆,南京城的势力到底怎么分?”
“亏你还自诩做生意天下第一……”李景隆看了看李云睿,说道,“你自己整天挂在嘴上的两个字,利益!所有势力的背后,都是利益!”
听了李景隆的话,李云睿想抽自己两巴掌,这么简单的问题,还需要问吗?每一种势力的背后,都是利益作祟,有什么样的利益,就决定了人的立场。
“在朝堂上有各种各样的利益,但去繁就简,大明的利益就那么几块,军权、升迁、漕运、赋税。”李景隆继续说道,“军权的争夺有两点,一是主导权的文武之争,一是管理权的淮西勋贵与靖难新贵之争。”
自古以来,马上得天下,马下治天下,这个道理身为大明开创者的朱元璋自然知道,因此大明建国时,朱元璋广纳贤才,提高文人地位,推出了浙东集团来提升国家的管理水平。然而文人的尿性,就是从来都看不起武夫,因为他们深知武将权力膨胀所带来的危害。
于是,浙东集团的文人就利用朱元璋对武将的防范心理,开始在朝堂上鼓吹学习前宋,实行以文御武的策略。
然而朱元璋是雄主,深知文武制衡的道理,自然不会接受这个建议。提出了以武御武的方式:“外统之都司,内统于五军都督府,而上十二卫为天子亲军者不与焉”,大意就是地方驻军由都司管理,京城附近驻军由五军都督府管理,上十二卫由天子直属,断了文人的念想。
后来建文帝登基后,文官地位变得很高,他们又屡次在朝堂提出以文御武的事情,但因为当时的大环境,朱允炆根本不敢跟武将集团炸刺,否则武将反手就把朱允炆卖了。
到了朱棣上台,文官们又看到了希望,因为朱棣开始重用太监,派出了无数的太监到军队当监军,这就说明朱棣不信任武将,于是文官们又开始重提以文御武的事。然而,朱棣是造反起家,非常看重自己手里的军权,肯定不可能接受这个建议。
文官们相信一句话,只要锄头挥得好,没有墙脚挖不倒,时不时地游说当政者,他们相信,总有一天会实现这个愿望,他们也的确在土木堡之变后,实现了这个愿望,这是后话。
因此大明文武之间关于军队主导权的争斗,从来未停歇过。
至于军队的管理权,那就是五军都督府中,各个都督府内部的争斗了。按照规矩,五军都督府中的都督都是由公、侯、伯、驸马来担任。朱棣登基之后,不可能一下子把原来的都督都换掉,只能徐徐图之,这就导致了五军都督府之间的内部斗争。
“我老丈人已经交出了军权,无论是军队的主导权和管理权的争斗,都与他无关了!”李云睿听了李景隆的阐述之后,想了想,说道,“这一点应该排除!”
李景隆点了点头,说道,“的确如此,梅驸马这几年深居简出,应该与此无关。”
紧接着,李景隆又分析了官员升迁和漕运利益,这两点也李云睿被排除在外。
“剩下一点就是赋税!”李景隆低头想了想,继续说道,“自太祖建国以来,赋税之争一直聚焦在江南赋税的税率……”
朱元璋建立大明,在制定赋税政策时,制定了极低的田赋税率,并令全国各省、府将所收税赋刻在石板之上,以洪武二十六年为田赋总数三千两百万石为定额,朱元璋宣布新垦田地永不起科,自此之后,大明的田赋总额就在三千万石上下徘徊。
这个田赋税率在什么水平呢?大明建国后,做过鱼鳞图册,用来登记天下丁口和土地,总共统计下来有亿亩,除去官田、宗室、卫所所占的土地,以亩产一石的水平来算,税率大约在5%左右。
可以这么说,这个税率算是良心税率了,就算百姓还要种桑、棉、麻等作物,这个税率也不会超过收入的一成。
但这个田赋税率有个BUG,那就是江南地区的赋税税率上。
洪武二十六年,江南八府(苏州、松江、常州、镇江、嘉兴、湖州、杭州、应天)征收米麦686万石,占大明当年总税粮的四分之一,亩产赋税税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四倍以上,也就是说别人的税赋在5%,江南地区的税赋在20%。
历史上,很多人都说朱元璋之所以给江南地区制定这么高的税率,是因为江南八府的百姓在朱元璋跟张士诚争天下时,支持张士诚,这么说就有点唯心主义、阴谋论了。
朱元璋好歹也是个雄主,心胸岂会如此狭窄?更何况他是底层贫民出身,非常体恤底层百姓,不会无缘无故的压迫百姓。他之所以给江南地区制定较高的税率,完全是因为江南地区有丰富的水力资源,百姓有超高的耕种技术,粮食收成远高于其他省份。
史书有记载,明朝时“江南园地最贵,民间莳葱薤于盆盎之中,植竹木于宅舍之侧,在郊桑麻,在水菱藕,而利薮共争,谁能余隙地?”由此可见,江南地区百姓的耕种技术之高。当时,松江府有470万亩地,能产900多万石水稻,平均2石一亩,这个产量可以说冠绝大明。要知道,这470万亩土地,还要种无数的桑、棉、麻……
有这样骄人的粮食收成,朱元璋怎么可能会放过他们?于是乎江南地区的百姓,妥妥地成了大明帝国的“奶牛”!
自古以来,有国有家者,不患寡而患不均,不患贫而患不安。江南百姓自然对这种政策感到不满,于是想尽各种办法游说朝臣,鼓动他们上书降低江南赋税。
朱元璋在世,肯定不会答应;朱允炆上台,降了江南的赋税;朱棣上台,反手把江南赋税给恢复了,理由很简单,朱允炆是伪帝,朱棣连建文的年号都改成洪武年,怎么还会让朱允炆的命令横行于世?
当然,朱棣也并不是真的如此肤浅,他好歹也是雄主,论眼光、论谋略、论格局绝不输给他爹朱元璋。朱棣心里很清楚,江南之地的赋税对大明的重要性。四年靖难之役,把从北京到南京的沿途各地都给打烂了,民生要想恢复过来,谈何容易?不靠着江南之地的赋税来支应朝廷开支,估计朝廷就会垮了。
到了永乐后期,江南地区开始抗税,原因有两个。
一是永乐十八年,朱棣迁都北平,江南一地的赋税要运到北京,要知道从江南到北京几千里水路,一路之上人吃马嚼,再加上各地官员上下其手,如果再遇上暴雨、水灾,这些损失都要百姓来承担,这无形中增加了百姓很多开支。
二是交税的人数开始变少,为了笼络读书人,朱元璋制定了一些优免政策,比如秀才以上功名者,可以优免丁税。按照朱元璋的意思,只优免丁役,赋税该交还得交。但到了执行层面,这个规矩就变成了秀才以上功名者,不需要服丁役,交田赋,于是就有人开始投献土地到读书人名下。
江南之地的读书人都是牲口,读书那叫一个好,考个秀才、举人跟玩似的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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听完李景隆的话,李云睿点了点头,想了想之后,问道,“那老豆,南京城的势力到底怎么分?”
“亏你还自诩做生意天下第一……”李景隆看了看李云睿,说道,“你自己整天挂在嘴上的两个字,利益!所有势力的背后,都是利益!”
听了李景隆的话,李云睿想抽自己两巴掌,这么简单的问题,还需要问吗?每一种势力的背后,都是利益作祟,有什么样的利益,就决定了人的立场。
“在朝堂上有各种各样的利益,但去繁就简,大明的利益就那么几块,军权、升迁、漕运、赋税。”李景隆继续说道,“军权的争夺有两点,一是主导权的文武之争,一是管理权的淮西勋贵与靖难新贵之争。”
自古以来,马上得天下,马下治天下,这个道理身为大明开创者的朱元璋自然知道,因此大明建国时,朱元璋广纳贤才,提高文人地位,推出了浙东集团来提升国家的管理水平。然而文人的尿性,就是从来都看不起武夫,因为他们深知武将权力膨胀所带来的危害。
于是,浙东集团的文人就利用朱元璋对武将的防范心理,开始在朝堂上鼓吹学习前宋,实行以文御武的策略。
然而朱元璋是雄主,深知文武制衡的道理,自然不会接受这个建议。提出了以武御武的方式:“外统之都司,内统于五军都督府,而上十二卫为天子亲军者不与焉”,大意就是地方驻军由都司管理,京城附近驻军由五军都督府管理,上十二卫由天子直属,断了文人的念想。
后来建文帝登基后,文官地位变得很高,他们又屡次在朝堂提出以文御武的事情,但因为当时的大环境,朱允炆根本不敢跟武将集团炸刺,否则武将反手就把朱允炆卖了。
到了朱棣上台,文官们又看到了希望,因为朱棣开始重用太监,派出了无数的太监到军队当监军,这就说明朱棣不信任武将,于是文官们又开始重提以文御武的事。然而,朱棣是造反起家,非常看重自己手里的军权,肯定不可能接受这个建议。
文官们相信一句话,只要锄头挥得好,没有墙脚挖不倒,时不时地游说当政者,他们相信,总有一天会实现这个愿望,他们也的确在土木堡之变后,实现了这个愿望,这是后话。
因此大明文武之间关于军队主导权的争斗,从来未停歇过。
至于军队的管理权,那就是五军都督府中,各个都督府内部的争斗了。按照规矩,五军都督府中的都督都是由公、侯、伯、驸马来担任。朱棣登基之后,不可能一下子把原来的都督都换掉,只能徐徐图之,这就导致了五军都督府之间的内部斗争。
“我老丈人已经交出了军权,无论是军队的主导权和管理权的争斗,都与他无关了!”李云睿听了李景隆的阐述之后,想了想,说道,“这一点应该排除!”
李景隆点了点头,说道,“的确如此,梅驸马这几年深居简出,应该与此无关。”
紧接着,李景隆又分析了官员升迁和漕运利益,这两点也李云睿被排除在外。
“剩下一点就是赋税!”李景隆低头想了想,继续说道,“自太祖建国以来,赋税之争一直聚焦在江南赋税的税率……”
朱元璋建立大明,在制定赋税政策时,制定了极低的田赋税率,并令全国各省、府将所收税赋刻在石板之上,以洪武二十六年为田赋总数三千两百万石为定额,朱元璋宣布新垦田地永不起科,自此之后,大明的田赋总额就在三千万石上下徘徊。
这个田赋税率在什么水平呢?大明建国后,做过鱼鳞图册,用来登记天下丁口和土地,总共统计下来有亿亩,除去官田、宗室、卫所所占的土地,以亩产一石的水平来算,税率大约在5%左右。
可以这么说,这个税率算是良心税率了,就算百姓还要种桑、棉、麻等作物,这个税率也不会超过收入的一成。
但这个田赋税率有个BUG,那就是江南地区的赋税税率上。
洪武二十六年,江南八府(苏州、松江、常州、镇江、嘉兴、湖州、杭州、应天)征收米麦686万石,占大明当年总税粮的四分之一,亩产赋税税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四倍以上,也就是说别人的税赋在5%,江南地区的税赋在20%。
历史上,很多人都说朱元璋之所以给江南地区制定这么高的税率,是因为江南八府的百姓在朱元璋跟张士诚争天下时,支持张士诚,这么说就有点唯心主义、阴谋论了。
朱元璋好歹也是个雄主,心胸岂会如此狭窄?更何况他是底层贫民出身,非常体恤底层百姓,不会无缘无故的压迫百姓。他之所以给江南地区制定较高的税率,完全是因为江南地区有丰富的水力资源,百姓有超高的耕种技术,粮食收成远高于其他省份。
史书有记载,明朝时“江南园地最贵,民间莳葱薤于盆盎之中,植竹木于宅舍之侧,在郊桑麻,在水菱藕,而利薮共争,谁能余隙地?”由此可见,江南地区百姓的耕种技术之高。当时,松江府有470万亩地,能产900多万石水稻,平均2石一亩,这个产量可以说冠绝大明。要知道,这470万亩土地,还要种无数的桑、棉、麻……
有这样骄人的粮食收成,朱元璋怎么可能会放过他们?于是乎江南地区的百姓,妥妥地成了大明帝国的“奶牛”!
自古以来,有国有家者,不患寡而患不均,不患贫而患不安。江南百姓自然对这种政策感到不满,于是想尽各种办法游说朝臣,鼓动他们上书降低江南赋税。
朱元璋在世,肯定不会答应;朱允炆上台,降了江南的赋税;朱棣上台,反手把江南赋税给恢复了,理由很简单,朱允炆是伪帝,朱棣连建文的年号都改成洪武年,怎么还会让朱允炆的命令横行于世?
当然,朱棣也并不是真的如此肤浅,他好歹也是雄主,论眼光、论谋略、论格局绝不输给他爹朱元璋。朱棣心里很清楚,江南之地的赋税对大明的重要性。四年靖难之役,把从北京到南京的沿途各地都给打烂了,民生要想恢复过来,谈何容易?不靠着江南之地的赋税来支应朝廷开支,估计朝廷就会垮了。
到了永乐后期,江南地区开始抗税,原因有两个。
一是永乐十八年,朱棣迁都北平,江南一地的赋税要运到北京,要知道从江南到北京几千里水路,一路之上人吃马嚼,再加上各地官员上下其手,如果再遇上暴雨、水灾,这些损失都要百姓来承担,这无形中增加了百姓很多开支。
二是交税的人数开始变少,为了笼络读书人,朱元璋制定了一些优免政策,比如秀才以上功名者,可以优免丁税。按照朱元璋的意思,只优免丁役,赋税该交还得交。但到了执行层面,这个规矩就变成了秀才以上功名者,不需要服丁役,交田赋,于是就有人开始投献土地到读书人名下。
江南之地的读书人都是牲口,读书那叫一个好,考个秀才、举人跟玩似的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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